宣教歷史的啟迪：從不整全到整全的天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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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遠泰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講師 |
華人教會理應感謝西方的傳教士，把基督的福音帶來中國的大地。他們不怕艱苦的工作、異文化的生活和生命的威脅，前來中國回應神給他們的使命。從中國教會歷史的角度看，尤其在中國閉關自守之時，他們身處的環境是不利於福音的傳播，例如：羅伯特．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可以把福音直接傳給中國人的機會十分少。故此，間接的傳道方式，例如教育、醫療、《聖經》翻譯、文字工作、印製和派發福音單張，便成了傳教士僅可努力的工作。1這些工作其實對日後福音的傳遞十分重要，但對他們來說，卻多少是無可奈何。
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後，中國各地雖然被逼對西方列強陸續開放，但傳教士的工作仍屬困難。文化和語言差異，再加上財政緊絀，有能力辦學和醫療的差會實屬不多。另外，大多數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均受敬虔主義、奮興運動、海外宣教運動影響和鼓動，強調信徒的重生得救的經驗，重生了的才可以進天國。2
故此，大多數傳教士都主力採用直接傳道的宣教策略，除了因為簡單、直接和符合經濟原則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神學上認為可以重生者必是那些認罪、悔改，並相信主耶穌之名的人；口裡承認，心裡相信，就是得救的門徑。但人如何可以承認和相信耶穌之名呢？若未聞耶穌之名，人怎能相信呢？故此，直接的佈道、直接向中國人傳講赦罪的福音及耶穌如何在十字架上代贖世人，便被認為是最重要和刻不容緩的了。
例如，在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所創辦的內地會，傳教士走到中國各地時，均以宣講和售賣福音書刊為主，前者尤其重要。他們並非否定教育和醫療的工作，只是基於他們以為教育和醫療只有傳教的工具性意義，而可以接觸的人較直接傳道為少，故直接的巡迴佈道仍是內地會的首要工作。3
上述討論的固然涉及傳教策略的問題，但背後同時反映屬靈、屬世二元對立的神學觀。不少傳教士受較保守的信仰立場和神學思想影響，強調屬靈生命的更新和培育，認為傳福音首要目的是把中國人由永死帶進永生，由神的審判帶至神的恩典之中；再加上他們在中國所受的不禮遇，加強了傳教士的前千禧年末世意識，認為這個世界必要過去，在主耶穌的審判之後，新天新地才來到人間。如此，拯救屬靈生命至關重要，而福音是要拯救一個又一個的人，每個中國人都必須獨立地面對自身的罪惡，並親自接受耶穌的救恩。在這樣強調個人得救的屬靈觀下，社會關懷、文化建設、政治參與和富強中國都不是大多數傳教士、中國本土的傳道和一般信徒關心的信仰課題──因這些都是屬世之事，對屬靈的事無益。
我們可以發現，大部份為中國信徒認識的著名中國傳道，均是直接或間接受到上述西方傳教士的信仰和屬靈觀影響，例如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計志文等，都擁有「多說話」（直接宣講拯救的福音）而「少做事」（社會參與、幫助貧苦）的「屬靈氣質」。4當然，筆者不是說他們沒有「做事」或反對「做事」，而是說「做事」在他們的信仰裡始終不是首要的，頂多只有傳道的工具價值，「說話」卻是必然之選。無怪乎到了今天的華人教會，仍以舉辦佈道會、開設福音查經班，並鼓勵信徒多讀經、祈禱、靈修，敬拜是為了保持與神有緊密的關係為整個信仰內容。信仰變得只有「屬靈」的事，世界和其上的事都在教會的四面牆壁的抗拒下成了謝絕之物¬──福音欠缺了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向度，福音變得不整全。
其實，基督的福音是對世人的拯救，那是全人的拯救。簡單來說，人是整全的（holistic），本無屬靈、屬世之分，但為了認識和討論上的方便，通常會把人可見的物質部份歸為一類，稱為肉體，把不可見的非物質部份又歸為一類，稱為靈魂。人是整全的，沒有無肉體的靈魂，亦沒有無靈魂的肉體，不整全的便不是人，而靈魂和肉體不是兩個對立的部份；反之，兩者的相互結連、互為關係和彼此影響才構成一個「人」。不整全的福音就是把人的靈魂和肉體分割，重靈魂而輕肉體，引致的後果是「多講少做」，只關心屬靈的事，而忽略發生在我們身處的世界裡的種種事情，認為是屬世、屬肉體的而忽略福音能帶來的現世意義。
究竟《聖經》所說的福音，真的只偏重屬靈的拯救嗎？主耶穌只關心人的靈魂是否得救？只關心信徒是否讀經、祈禱、靈修、傳福音？這些固然是基督信仰裡十分重要的內容，但《聖經》豈非同時告訴我們，神欲建立一個公義和公平的社會；耶穌關心人的肉身需要，醫治病患，施予飲食；神藉眾先知批判欺壓弱勢群體的政策和行為嗎？
其實，基督教在中國並非只傳不整全的福音，例如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山東及山西發起賑災活動；5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推行的五年奮興運動，就提倡「整全的福音」；6並有外國信徒在調查中國的傳道工作後，發表報告倡議放棄不整全的福音態度和方法7──可惜，這些事情大部份出現在主流教會或採取大公立場的傳教士身上。
一九七四年七月在瑞士洛桑（Lausanne, Switzerland）舉行的歷史性世界福音會議（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雖然以「全教會為整個世界帶來整全的福音」為異象，肯定傳福音和社會責任皆是教會的主要使命，但究竟今天福音派教會可以、願意行出多少，仍是未知之數，而筆者也未敢樂觀呢！
註：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
梁家麟：《基督教會史略：改變教會的十人十事》〔香港：更新資源（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第八章。
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一九九八年），第四章。
于力工：《夜盡天明：于力工看中國福音震撼》（臺灣臺北：橄欖基金會，一九九八年）。
李智浩、蘇遠泰：「化敵為友──剖析李提摩太進行耶佛對話的原因」，《山道期刊》，第六卷（香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二○○三年十一月），第一○七至一二九頁。
蕭楚輝：《奮興主教會──中國教會奮興佈道運動初探（1928至1937年）（香港：福音證主協會證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章。
美國平信徒調查團編，徐寶謙等譯：《宣教事業平議》（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
思考問題
為何整全福音是重要的？
在教會資源緊絀下，教會如何平衡宣講福音和履行社會責任呢？
分類：宣教《聖經》、神學基礎、宣教歷史
本文原載於《今日華人教會》總第二八二期，二○一一年二月號，第十三至十四頁。世界華福中心版權所有，如欲轉載，可來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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