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發展看教會增長運動

曾錫華

　　20世紀見證了西方基督教會的衰退及非西方教會的興起。因受自然主義、物質主義及世俗主義的衝擊及教會的妥協，今天歐洲已成後基督教地區。北美洲因著復興運動、基要派及福音派教會的興起，教會在生命及見證活力上仍能維持。在20世紀，北美洲接替了日薄西山的歐洲成為普世基督教運動的大本營。

　　在20世紀中，北美教會帶動了三個普世運動，首先是最終發展成普世教會中最大運動的靈恩運動（簡稱為第一波至第三波等），但此運動卻非所有教會都能領受。其次是普世宣教運動，例如“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宣教風潮等，但這些只是單向的宣教運動。

　　至於影響最廣，引起各地回應的要算是由馬蓋文（Donald McGavran）所引發的“教會增長運動”了。此運動起源于印度宣教工場，後回流至北美教會，最後被推廣至全球。本文的目的是要從教會增長運動的起源及發展來認識此運動的特質，期望能幫助讀者掌握此運動的精神及善用坊間有關教會增長的材料及理論，最後亦會提出一些個人的分析及意見。

教會增長運動歷史簡介

一、孕育期（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跨文化宣教的挑戰

　　在這段時期，宣教世界發生了兩方面變化。首先是差者，歐、美等地因受自然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及世俗主義的影響，主流教會逐漸被自由派神學所控制，結果是主流教會的人數和社會影響力的逐漸衰退及基要信仰教會的興起。在本土教會發生的事情必然對宣教工場帶來影響，最大的影響就是宣教事工的重點，簡而言之，當時主流的西方差會比較偏重文化使命，比較著重于社會建設及文化改造——西方化，假設是先改造屬靈土壤，福音才能紮根。而基要派及福音派則注重福音使命，著重直接佈道、領人歸主及建立教會，社會關懷及服務也只是傳福音的手段，假設人重生得救後便會改變，進而改變社會及文化。

　　其次是宣教事工正面臨挑戰及進行反思，特別是西方差會在普世宣教事工上已工作超過一世紀，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計其數，但果效卻是不彰，在不少地區更引來反對與抗拒，中國工廠就是一個好例子。從宏觀來看，西方國家在軍事及政治上已主導全世界，但西方的基督教除了在一些社會組織簡單的部落民族及海島社會以外，在其他主要的族群中，例如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及華人社群中仍未被接受，甚至被視為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工具，而本土信徒及教會往往都被敵視及邊緣化。

　　那時新興信心差會的成功及發展，例如中國內地會等，也帶給主流差會的領袖及宣教士不少的衝擊，引起宣教策略的反省及廣泛討論。因此產生了不少新的宣教理論及策略，例如：亨利•威恩（Henry Venn）及魯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倡議的“三自理論”：差會應儘快讓本土教會自立、自養及自傳；成功應用于韓國的內維厄斯（Nevius）計畫；羅蘭•艾倫（Rollan Allen）建議在聖靈帶領下的使徒宣教模式等。

　　在20世紀初，社會科學仿效自然科學發展可驗證及有系統的研究方法，不單在理論及實用上有空前的發展，更因學術成就而主導了西方的大學教育及主流文化。當時宣教領袖的問題是，社會科學能否幫助宣教事工？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教會增長運動的原始理論就借著馬蓋文在印度的宣教發展出來。

二、理論創始及宣教應用期：20及40年代

　　被譽為教會增長運動之父的馬蓋文是美國一名宣教士的兒子，他生於印度，長大後回美念書，1923年畢業後追隨乃父腳步回到印度宣教，值得一提的是他於1936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到社會學的哲學博士學位。

　　在印度事奉12年後，馬蓋文便開始探討教會增長的課題，就是為什麼差會在一些地方投放了大量資源，但工作卻沒有果效；相反地，在另一個地方，雖然資源短缺，但教會卻大有進步。傳統是用聖靈隨己意工作來解釋這差別，但馬蓋文的研究發現，文化及社會因素才是決定的因素，這是宣教策略的重要突破。他發現福音物件若不需要跨越種族、階級、言語等社會文化的障礙，而能聽見福音及參與教會生活的話，教會就有更大的增長，這就是著名的“單純群體原則”（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他刻意為他的理論取了一個新名詞：“教會增長”，這名詞對當時歐、美教會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在國教及基督教社會中假設每一個人都是教會的一分子（有沒有重生卻是另一回事），教會也許需要復興，個別信徒需要屬靈的經歷，但教會是沒有必要追求增長的。他選用此名字是要指出，自由派的宣教神學忽視了傳福音的優先地位，因此許多差會雖然耗費龐大資源，但宣教成果卻是寥寥可數，他認為宣教成果應以得救靈魂的多寡來評定，宣教就是要拯救失喪的靈魂，而“教會增長”就是“有效佈道”的結果。

三、回歸北美及預備期：1950至1965年

　　馬蓋文回到美國後發覺本土教會的情況每況愈下，決意將其理論介紹給美國教會。他分別在1955年及1959年分別出版了《神的橋樑》（The Bridges of God）及《教會怎樣增長》（How Churches Grow）兩書介紹他的理論，更于1961年成立了“教會增長中心”，推動教會增長運動。

　　他在1965年受邀加入富勒神學院，就任“普世宣教學院及教會增長中心”（School of World Mission and Institute of Church Growth）的創院教務長。從學院的正式名稱中，我們看到宣教事工和教會增長是連在一起的。“教會增長”就是有效地執行“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大使命（參太28:18-20），在本地是“有效的佈道”，在外地便是普世差傳，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是馬蓋文理論的基礎。

　　馬蓋文認為宣教事工及教會增長是一門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工作。從他在該學院創始期所邀請的教授團中，我們可以看到馬蓋文對宣教及教會增長發展的思維。教授團中有宣教文化人類學者艾倫•蒂友特（Alan R. Tippett）、宣教歷史學者拉爾夫•溫特（Ralph D. Winter）、宣教聖經神學家亞瑟•格拉澤（Arthur Glasser）、另有一位是帶領教會復興及禱告事工的教授。這些教授也有另一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有豐富的宣教工場的事奉經驗。

　　馬蓋文的教會增長策略有五個重點： 1) 重視借領人歸主帶來的數字增長：認為教會常重視牧養、造就信徒而忽略佈道，所以要強調歸主的人數。 2) 將力量集中投放在對福音積極回應的群體中：教會的領袖要觀察不同群體對福音接受的態度，從而瞭解誰是神已預備好的人群。 3) 辨認單純群體（homogeneous group）及推動“群體歸主”運動：“群體歸主”是指在同一單純群體中的個體互相影響而歸主，與“集體歸主”有別，在社會學理論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神學上卻有爭議。 4) 在教會增長的研究中使用社會科學的方法。 5) 運用屬靈的恩賜及能力：無論在理論及實踐上，聖靈的工作都是重要的。

四、1965至1980年中期：起飛及大發展期

　　在這段時間，馬蓋文專注教學，為教會增長運動預備了大量人材，如彼得•韋拿（Peter Wagner）、埃迪•吉布斯（Eddie Gibbs）、懷•阿恩（Win Arn）、賴爾•沙勒（Lyle Schaller）、埃爾默•湯斯（Elmer Towns）等人。這些人及他們的學生幫助將教會增長運動的影響力延續至今天。

　　假如說馬蓋文是教會增長運動的開山祖師的話，他的入室弟子及接棒人韋拿便是教會增長運動最重要的推銷員，前者為教會增長運動打下地基，後者是在上建造的人。馬蓋文提供理論及觀念，韋拿推廣異象及落實設計教會增長方案，使教會增長運動成為一個影響全球教會的運動。無獨有偶，韋拿除了是資深的宣教士外，他的博士學位也是專攻社會學的。

　　教會增長運動能在美國開展，除了馬蓋文及韋拿的貢獻以外，時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那時正當美國越戰以後，美國年輕人對教會缺乏興趣，教會人數不斷減少，教牧同工一籌莫展。馬蓋文及韋拿的教會增長學說不單提供了盼望，更有切實可行的方案。韋拿自稱設計了一台完美的教會增長引擎，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及計畫便能達到增長的目的。故此教會增長運動雖然沒有大宗派的支持，起初也沒有太多成功的實例，但仍能成為盛極一時的運動。事實上，教會增長運動為那時的北美教會提供了一方及時的良藥。

五、百花齊放期：1980年中期至今天

　　1980年初開始，教會增長運動出現分流的現象。首先是馬蓋文及韋拿的學生，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或實際應用方面都人材輩出。自然地，成功帶領教會增長的人各自分享他們的增長方法，亦根據具體的經驗提出新理論及模式；而在落實理論及方案時遇到困難的人也會提出修正方案或新理論。教會增長運動進入了百花齊放期。個人認為這些不同的理論及模式都各有貢獻，是互補不足，而非對立或是矛盾。我們要明白教會增長理論原是宣教理論及跨文化事工的方案，在落實應用在不同處境及堂會中，需要作適當的修改是自然的事。

教會增長運動的各主要流派及模式

一、權能增長模式（Spiritual Power Model）

　　此模式強調屬靈能力及屬靈恩賜的彰顯與運用，是要響應教會增長運動重視人文科學研究，而忽略了屬靈能力的缺失。有趣的是，最大力支持這修正方向的人竟是韋拿本人。他認識不少人確實按照教會增長的原理及他的方案推動事工，但教會還是不能增長，這叫他百思不得其解。最後他發現，自己雖然設計了一台完美的引擎，但若欠缺燃料，也是徒然。由於個人的經歷及美國葡萄園教會的約翰•溫伯（John Wimber） 的幫助，他發現了聖靈的恩賜及能力的彰顯是佈道及教會增長的動力。因此，從1980年代中期，他便轉而推動“神醫及權能佈道”運動及第三波靈恩運動，將注意力轉到聖靈恩賜方面。

　　原則上，這模式強調聖靈的工作，包括追求聖靈的恩賜、神跡奇事、敬拜更新、屬靈爭戰等。代表人有“葡萄園運動”的約翰•溫伯、強調敬拜讚美的傑克•海福德（Jack Hayford）、強調屬靈爭戰的韋拿及內在醫病、趕鬼的查理斯•克拉夫特（Charles Kraft）等人。

二、巨型教會（Mega-Church Model）

　　韋拿的新發展偏離了馬蓋文以社會學研究為主調的傳統教會增長學，在北美洲繼承這方向發展的人也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新興以教會增長顧問為主的，例如：卡爾•喬治（Carl George）及鮑勃•洛根（Bob Logan）等；另一個便是實際帶領教會增長的牧師及同工。基本上他們是在傳統教會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借研究或實踐，發展出更適切社會處境的理論及方法，特別是因教會增長成大教會，甚至是巨型教會後所面對的問題。

　　巨型教會是指有超過一萬名會友的教會，這是教會史無前例的現象，1970年代才開始，起初分別在南美及南韓教會，隨後在世界許多地方出現，例如新加坡堅信浸信會，菲律賓的Jesus is Lord Church，英國Kensington Temple等。對華人教會而言，最聞名的相信就是趙鏞基的純福音中央教會（會友達七十五萬人），美國柳溪社區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和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 Church）了。簡單來說，巨型教會都有一位強而有力的領袖，這人往往也是創會的傳道人。巨型教會的特點是重視領袖的屬靈權柄、有效的行政系統、配合簡單的屬靈觀及現代科技的運用。

　　因為巨型教會被人批評忽略群體生活及為增長而增長，所以卡爾•喬治提議注重有效小組生活及社區服務的巨型教會。因為西方社會的文化變遷及進入後現代社會，一些人也開始思想如何建立適合後現代社會的教會，簡稱為“正顯露的教會”（Emergent Church Model），雖然這類教會的結果不一定是巨型教會，但在重視社會及文化因素上是同一路的。

　　增長顧問及學者方面有卡爾•喬治及鮑勃•洛根等人，模式方面則有快速應變的教會模式（Meta-church Model）及水性教會（Aqua-Church Model）等。他們基本是從改善教會的管理組織、更新牧養架構（小組化）及提供多元化的優質牧養入手。除了教會顧問型的理論家外，這一模式亦包括以實務成功的牧師提出教會增長的理論，出名的包括華理克（Rick Warren）的“目標導向模式”（馬鞍峰教會）及比爾•海貝（Bill Hybel）的“對慕道友友善的模式”（Seeker Friendly Church Model）。

　　在短短20年之間，此運動的主要領袖從宣教學者／社會學家（宣教理論家）轉變成北美教會增長顧問（教會研究者），再發展至堂會牧者（基層實踐者），教會增長的觀念也成為北美教會基礎事工了。

三、倍增植堂模式（Mulitiplication Model）

　　教會增長學者都同意，植堂是教會增長最有效的模式之一。過去不少宗派都成功地利用植堂的方法來達致增長的目的，一些超巨型教會也使用植堂的方法，例如韓國的純福音中央教會就曾經在南韓植堂250家，海外植堂更多達650家。臺北靈糧堂及美國的台語福音教會都成功地使用植堂令教會快速增長。

　　一些宣教學者留意到，超巨型教會模式只在一些有宗教自由的大城市及世俗化的社會中才出現，但在創啟地區，例如“10／40之窗” 內的地區，卻未能有效建立本土教會，所以倡議根據使徒行傳中的家庭教會：帶職傳道為主，在信徒家中聚會的模式，進行倍增式植堂，這模式也被稱為使徒式植堂（Apostolic Church Planting Model）。這本是在宣教工場使用的模式，近年在美國也有一些宗派嘗試在後現代的社會中使用該模式植堂，例如美南浸信會。

四、細胞小組教會模式（Cell Church Model）

　　小組教會觀念起源於南美洲天主教的平信徒復興運動，後被南美的基督教宣教士成功仿效。其基本概念為“小組便是教會”，小組教會在教會觀和教會體制及架構上有別於“有小組的教會”，重視平信徒的參與，在教會架構及運作上做出改變，讓平信徒能全面參與。

　　無論超巨型教會或倍增式植堂模式，細胞小組都是增長的重要因素。南韓的趙鏞基早在七十年代便首先使用家庭細胞小組（home-cell group）這名詞，但“細胞小組教會”作為一個增長模式，卻要到1990年才被拉爾夫•奈戈博（Ralph Neighbour）及新加坡堅信浸信會的鄺健雄牧師等人推廣發展為一個新模式。

　　“細胞小組教會”模仿初代教會及家庭教會，其支持者強調，現代以節目為中心的傳統教會模式已不能配合要來的世代，細胞小組教會是未來的增長模式。超巨型教會及細胞小組教會都重視細胞小組的重要性，但小組在教會架構上的地位卻有分別。在細胞小組教會的模式中，細胞小組就是教會。教會所有的功能，例如敬拜、團契生活、關顧牧養及領袖訓練都整合在小組生活中，同時小組要以福音見證為使命來避免小組陷入內向的危險。

　　南美波格大（Bogota）的國際靈恩中心教會推行的G-12模式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以耶穌訓練十二門徒為借鏡，每小組有組員十二人，每組都以產生另一個G-12小組為使命，無論是領人歸主、吸納新人、門訓、領袖訓練及差派都以小組為中心。每一個小組都應在十二至十八個月之間達致倍增分裂的目的，否則便是不健全。

五、教會更新的增長模式：啟發模式（Alpha course）

　　啟發課程是一個有效吸納非信徒參與教會群體生活的增長模式，是一個借著家庭小組來接觸非信徒的佈道模式。基本理想是：（一）借教會進行的佈道事工是最有效的；（二）傳福音是一個過程；（三）佈道及見證需要全人的參與：理智、良知、心靈及意志等；（四）新約的佈道事工包括話語、善行及大能佈道；（五）有效的佈道工作需要聖靈一次又一次的充滿；（六）靠著聖靈而作的佈道事工不單有能力，更是有效的。

　　啟發模式的五個英文字母（Alpha）代表五個基本要點，A：任何人（Anyone）；L：學習與歡笑（Learning and Laughing）；P：膳食，一同用飯（Pasta）；H：互相幫助（Helping）；最後的A 代表可以在小組中詢問任何與生活及基督信仰有關的問題（Ask Anything）。

　　啟發模式的優點是讓聖靈在小組中彰顯他的作為及讓參與者經驗神的同在。有效的行政管理、善用五要點及有聖靈同工的個人見證都是啟發模式能散播全球的原因。這模式在有長久歷史的教會中特別有效，因為此模式只改變一件事，就是從信徒及教會本位轉至以非信徒為本位，在眾多模式中改變及要求是最少的，但也能帶來增長的果效。

六、健康堂會模式：自然教會發展（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自然教會發展”是德國施瓦茨（Christian Schwarz）借社會學研究所搜集的資料，經綜合分析後發展出來的增長理論。此模式假設教會的生長就好像有機體（如植物）按著生命的原則生長一樣，因此教會增長也是按屬靈生命的原則。

　　他首先作了一個超過一千家教會的全球性驗證普查，當中包括不同大小、增長中及衰落中的教會等。在收集資料以後，用比較及分析的方法考查數字增長和教會特質的關係。他發覺教會的特質確會影響教會的增長，但數字上的增長卻不一定與特質有關。他指出有八個教會優良特質是會影響增長的。

　　這八個優良特質就是：（一）加權的領導方式；（二）恩賜為本的事奉；（三）充滿熱忱的靈性表現；（四）功能健全的架構；（五）激勵人心的敬拜；（六）全面兼顧的細胞小組；（七）以物件需要為本的佈道事工；（八）相親相愛的肢體關係。這模式認為增長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乃改進堂會在八個優良特質中的最弱一項（瓶頸因素），這與傳統增長學的發揮所長理論互相補足。

　　“自然教會發展”最大的貢獻乃是：（一）提醒堂會領袖要注意堂會的品質增長；（二）建議的八個堂會增長不可缺少的優良素質；（三）可行的方案。注重堂會健康的確可平衡教會只追求數目增長的偏差，但此模式並非反對教會增長，而是指出健康的堂會自然會增長，所以不要捨本逐末單追求增長。個人同意教會健康及教會增長確是相輔相成的，教會健康自然會增長，但增長往往帶來不健康的因素，所以教會就停止增長了；假如能按實際情況解決引致不健康的因素，堂會便能持續增長。

　　亦有學者批評自然教會發展模式過分簡單，往往忽略了超巨型教會的功能及作用，同時也未有把宣教及社會服務列入教會不可或缺的優良素質中。事實上，自然教會發展不認為巨型教會是理想的教會模式，這看法卻與一些地方的實況不符，例如在南美及南韓並沒有對巨型教會出現普遍的反感，相對地，北美及歐洲對巨型教會現象卻普遍持有負面看法。

七、南韓的ICGK（Institute for Church Growth in Korea）

　　此模式是趙鏞基純福音中央教會屬下的教會增長學院發展出來的，又稱為“多變數模式”（Multi-Variance Model）。這模式認為大小不同堂會的增長受不同變數所影響，此學院在1993至2002年間研究了175家健康而增長的堂會，包括不同的會眾人數、神學立場、宗派及處境等，提出了增長的教會10項指標：

1. 優秀的教牧領導：任何教會增長的首要因素。 2. 平信徒的動員：對中型及大型教會是重要因素，但小型則否。 3. 有效的教會組織系統：對二百人以上的教會來說是主要的增長因素。 4. 有系統的佈道事工：對一千人以下的教會而言是重要的。 5. 有活力的培育系統：對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的教會來說是主要的增長因素。 6. 專門事工：無論堂會的大小，這都是增長的重要因素。 7. 經歷神：禱告及靈裏的經驗對超過五千人的大教會的增長有重要的影響。 8. 社區服務：無論堂會的大小，這都是增長的重要因素。 9. 以宣教為導向：對中型及大型堂會而言，這是一個主要因素。 10.使用植堂作為教會倍增的方法：對大型及超大型堂會而言，這是有效的方法。

　　此模式讓我們看見，不同因素對教會增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教牧領導及主日講道是任何大小堂會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堂會的增長反映出教牧在靈性及領導上的增長；其次便是佈道及社區服務。

　　不同的因素對不同大小的堂會也有不同的影響，例如：對三百至五百人的教會而言，佈道事工是增長的重要因素；對五百至七百人的教會而言，崇拜是增長重要的因素；對七百至一千人的教會而言，教會的組織系統及關心新來賓是非常重要的；對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的教會而言，強而有效的屬靈餵養系統對增長是非常重要的；對超過一萬人的超大型堂會而言，強而有力的禱告事工是非常重要的。

　　此模式仍在發展階段，研究亦以韓國人的教會為主，所以有其一定的限制，但此模式將專注於本堂事工的教會增長觀念再次與普世宣教事工連結一起思考，接受不同文化因素確對教會增長有影響及不同大小的教會需要面對不同的增長挑戰。

結論及建議

　　教會增長所引發對傳福音及教會事工的反思及研究，為我們帶來眾多的參考材料及有用的模式，但個人認為在使用這些理論及方案時，我們需要先有深入的瞭解，才能對症下藥，得到實際的幫助。根據馬蓋文建立初期教會增長學的理念，以下是個人的一些意見及分析：

一、必須以大使命為教會增長的目標

　　在本地是有效的佈道植堂，在海外是差傳宣教。堂會增長與宣教事工是相輔相成的。堂會的經驗可以幫助宣教工場，宣教工場的研究也可以幫助堂會，差者與傳者是互相幫助，缺一不可的。

二、跨科制的整合( Integration )

　　例如神學、社會科學、歷史、屬靈更新等，這是馬蓋文的原意，但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教會增長運動”起初的跨科制、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的整合精神已經失去，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所以今天華人教牧必須多瞭解不同的學說及其方案，再按本地實況配合使用才能得到最大的益處。

三、避免直接套用不同模式

　　教會增長運動本質就是一門實用科目，對重視即時果效及輕看學術研究的華人教牧來說，最大的危險乃是不經消化便照單全收，結果可能得不到益處反而有害。

四、小心“同工業餘化的後遺症”( Amateurization )

　　教會增長學為教會提供了很多簡單易用的材料，制訂了適合當地及當時的策略方案及理論，所以往往教會可以借此快速地培訓同工。這樣不但價廉物美，更是量身訂造，難怪今天在美國最年輕的兩萬五千家教會中，大部份是由沒有經過傳統神學訓練的同工所負責。

　　這情況不單發生在堂會，也發生在宣教工場上。正如拉爾夫•溫特所指出，這現象在“學生志願運動”中曾經發生，為宣教事工及宣教士本身帶來長久的困難，所以他認為這是將來宣教事業要面對的最大限制及困難。

　　個人認為，這對華人教牧的影響會更為深遠及嚴重，因為社會文化及處境會改變，假若牧者欠缺整全的訓練，未能具有深入思考及獨立學習的能力，教會將難於回應將來的改變。當然持續的在職培訓或能協助解決一些問題，但最大的損害將會日漸減少兼具學問與經驗的牧者、有廣闊視野及遠大眼光的領袖、有反思能力的學者，這些都不是短期可以培養出來的人材，但失去這樣的人材將會是華人教會莫大的損失。

作者：曾錫華牧師為華福中心前助理總幹事，現為香港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系助理教授

 

本文摘錄自教會2008年5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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